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困境：各国争论不休 “后天”正在来临 - 行业新闻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文/刘萃

“动物们正在消失，河流正在枯竭，而我们的植物也不再如过去那般能鲜花盛开。地球正在发出声音，她告诉我们留给我们的时间已所剩无几。”这是来自亚马逊热带雨林24岁的原住民青年领袖泰克赛·苏瑞（Txai Surui），在踏上2021年格拉斯哥国际气候大会开幕演讲台时发出的呼声。

而就在此次气候大会即将迎来19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5000个与会者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席卷英国。暴雨不仅导致格拉斯哥部分区域内涝，也导致从伦敦到格拉斯哥的铁路服务被迫中断，许多与会者和其他民众都被迫滞留在伦敦火车站，不得不在最后时刻改变行程。

无论是生活在偏远部落正在为食物而辛劳的人们，还是生活在繁华都市为了生活赶路的人们，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已经遍布地球每一个角落，也逐渐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格拉斯哥国际气候大会在此时召开，注定备受关注。

气候危机已经来临

10月31日～11月12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UNFCCC）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简称COP26），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历史时期最为关键性的国际气候大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开幕式10月31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图/新华

格拉斯哥国际气候大会首先被认为是对《巴黎协定》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在2015年12月举行的巴黎国际气候大会（简称COP21）时，全球197个缔约方达成共识，承诺将全球变暖控制在远低于工业化前水平的2摄氏度范围内，并同时力争不超过1.5摄氏度。在该大会上，国家自主贡献（简称为NDC）这一方案被设计出来用于各国自主安排和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各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会在整体上令全球气温上升3摄氏度，这十分危险。

格拉斯哥国际气候大会的召开，处在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人们不再将气候变化看做是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而是将它视为能够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甚至是关系到人类存亡的系统性问题。北美洲的极端高温和失控山火，西伯利亚北极圈内的反常高温和冻土融化，非洲的极度干旱，欧洲和亚洲的严重洪涝灾害，这些2021年频繁出现的极端天气事件，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刻不容缓。

根据联合国气象组织（简称WMO）的分析，从工业时代开始到现在，全球平均温度已经上升1.1摄氏度，过去的十年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在2021年8月发布的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最新综合报告中，明确指出人类已处于一个红色警戒位置，并从科学角度印证了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都产生了不可逆转的重大影响。

在此次格拉斯哥国际气候大会开幕演讲中，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直言不讳地指出：“自《巴黎协定》到现在的六年，是全世界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年，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正将我们自己推向边缘。”他还说，“现在是人类该适可而止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继续破坏生态多样性，不能再继续用碳来毁灭自己，不能再把大自然当成排放废物的卫生间，也不能再将燃烧或开采发展到更深处，因为我们那是在自掘坟墓。”

格拉斯哥国际气候大会对全球是否能实现《巴黎协定》中不超过1.5摄氏度的这个最理想目标，意义重大。此次大会的主要目标就是推动全球合作，确保这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关于《1.5摄氏度特别报告》，把全球温度增加控制在1.5摄氏度范畴，也是人类最安全的温度范畴，而在此之上任何0.5摄氏度的升高，都会为人类社会和全球物种带来巨大风险。

波茨坦环境影响研究所负责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地球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om）教授就认为，“1.5摄氏度这不是一个随意的数字，也不是一个有政治含义的数字”，其代表着地球可以安全吸收热量的物理极限。

格拉斯哥国际气候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马（Alok Sharma）表示：“科学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把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1.5摄氏度并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最坏结果的窗口时期正在迅速关闭。”

共识难以转化成行动的困境

如果说2015年的《巴黎协定》是一种诗和远方，全球各国很容易达成对愿景的共识，此次2021年的格拉斯哥国际气候大会则是梦想照进现实，当去往愿景的路上遇到各种现实因素，分歧与博弈也就不足为奇，而将全球共识转化成具体行动更是任重道远。

在谈到此次会议的难度时，会议主席阿洛克·夏尔马也承认：“我们在格拉斯哥努力做的事非常艰巨，巴黎气候峰会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那是一个框架性协定，而很多的细则却留给了将来。”如何在已有的框架下将细则落实并且进行实施，这或许就是此次格拉斯哥国际气候大会的最大命题。知易行难，或许这也是后《巴黎协定》时代的最大困局。

此次大会面对的第一大考验是如何促使197个缔约方进一步加强国家自主贡献（NDC）减排目标，从而让1.5摄氏度的升温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今年10月25日，UNFCCC发布的最新分析显示，根据最新提交的165份国家自主贡献（NDC）减排目标的数据，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预计将比2010的水平高出16％，这将直接导致在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升高约2.7摄氏度。

这不仅远远超过《巴黎协定》的目标，也有悖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5摄氏度特别报告》中提到的减排要求——如果要将气温控制在仅升高1.5摄氏度，全球就必须在203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5％，而如果要实现2摄氏度的升高，排放也必须降至30％。

UNFCCC执行秘书长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Patricia Espinosa）呼吁：“成员们都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加倍努力，超过既定的温度变化目标，会带来不稳定的世界和无尽的苦难，特别是那些对温室气体排放影响最小的国家。”

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80％的二十国集团（G20）国家，没能在减排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了经济发展和减排升级的困境，导致无法继续升级减排目标。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集团主席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人阿齐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就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负债严重，至少有六十个最贫穷国家有破产或有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如果希望此次大会能够真正成功，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就应该是关注重点。

这也印证了此次会议面临的另一大考验，即如何重建各个缔约方之间的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大会前夕就提到了信任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在此次大会要实现目标，会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成功而不是空中楼阁的幻想，我们就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更多的行动”，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这些只可能在政治意愿充分调动时才可能实现，而这需要在重要国家间形成信任，而时至今日，这种信任仍然极为缺失。”

特别是“气候资金”的落实问题，一直是信任缺失的关键问题，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在12年前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简称COP15）上，主要发达国家集体承诺，将在2020年之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目标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幸的是，直到2021年格拉斯哥国际气候大会召开之际，这些资金承诺仍没有彻底落实。

这也引起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包括肯尼亚、孟加拉、巴巴多斯和马拉维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们，宣称发达国家的“气候资金”承诺履行以失败告终。

在提供“气候资金”的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认知角度也大相径庭。发达国家并没有从根本上把提供“气候资金”当成政府的当务之急，而发展中国家和气候变化活动家则认为，他们所经历的挑战都是发达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他们为以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来促成经济繁荣的行为买单。

这不仅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不信任感，同时也让部分发展中国家不愿意加速本国的减排计划。巴巴多斯总理米亚·莫特利（Mia Mottley）就质疑说：“如果仅有三分之一的世界能在繁荣中生活，而剩下的三分之二却生活在海平面以下，并且我们的安康也受到灾难性的威胁，这难道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吗？”

这种国家之间信任的极度缺失，可能导致此次会议在围绕《巴黎协定》的各种实施细则进行讨论和谈判时，出现极难达成共识的局面。

各国自主贡献减排目标仍待升级

虽然格拉斯哥国际气候大会的最终成果，还有待在会议结束时彻底明朗，但相关专家大都认为，此次大会很难像六年前的巴黎国际气候大会那样，达到戏剧般的重大突破。

此次大会的最好结果或许就是形成一个坚实的所谓“格拉斯哥协定”，来为实现《巴黎协定》中的1.5摄氏度的目标提供一套现实路径。而最坏结果或许是协作和谈判彻底宣告失败，导致全球气温在升高3摄氏度的危险轨道上行进。

很多观察家都认为此次峰会的结果应该会在最好和最坏之间。无论最后的结果怎样，此次大会都需要承前启后地为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最终实现净零排放的全球长期行动计划铺平道路。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主席、英国科学院前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教授就认为，虽然当前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减排目标仍然离科学建议的理想减排目标有缺口，这并不是一种失败，他说：“我们必须希望有好的进展来关闭缺口，并且我们需要寻求能够为现在到2025年进一步缩小这个缺口的机制和方法。”

会议主席阿洛克·夏尔马也认为：“格拉斯哥国际气候大会不会是让1.5摄氏度的目标实现的最后机会，各国仍然可以不断升级他们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减排目标，一旦在1.5摄氏度的目标和现有的减排目标上有缺口，我们需要寻找办法来填补缺口。”

而前联合国环境特别公使和前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则表示，虽然当前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减排目标会让人失望，但是她还是认为各国为此付出努力的趋势已经出现，对此她还是充满期待，并认为《巴黎协定》的五年回顾机制可以改为每年回顾机制，从而让各个国家每年都拿出更升级的减排目标。

虽然此次大会目前已经对如减少化石能源的投资，减少煤炭的使用，减少甲烷的排放，停止森林砍伐，加强可替代新型能源的运用，以及为全球减排项目提供更多渠道的投资资金等领域展开了讨论，并期望借此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提供系统性的配套支持，但如何将这些承诺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行动，并让更多的国家自愿参与其中，仍然是我们在后格拉斯哥时代的巨大挑战。

特别是当全球还处在从新冠疫情的阴影中恢复之时，面对当前对可再生能源或绿色能源的尚且有限的应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继续使用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彻底停止使用煤炭以及摆脱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不仅仅需要雄辩的言辞和骇人的警示，更需要的是进一步发展对各种新型能源的应用，并且为发展中国家实现长期减排目标来提供经济支持，从而更好地协助发展中国家来平衡经济发展的实现和减排目标的达成，最终向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今年7月发布的分析报告就特别指出，为中低收入国家建立一个全面的转型协助机制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在实现减排的道路上，中低收入国家会和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已经达到了最高点并正在回落，然而众多中低收入国家还正在处于人口增长，工业化加速和脱贫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一种更可持续的方法来加速工业化进程。

正如最近《经济学人》在谈到气候变化对人类挑战时形容的那样，气体排放所引起的大气变化，在千百年来似乎都一直是人类发展这部历史大剧里那个最不起眼的舞台背景。在这个我们自认为理所应当的舞台背景下，人类历史中的宏大叙事和个体悲欢都在不断上演，然而逐渐地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舞台背景一直都在发生变化，而到现在这个舞台背景甚至开始逐步参与并决定着人类发展剧情的未来走向。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后果，在后格拉斯哥时代的气候变化应对中，我们必须尽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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